当今,能源资源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气候环境变化乃至国家安全利益。
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与发展,我国建成了包括能源、钢铁、有色、化工、非金属及建材在内的比较完整的矿业及其原材料加工工业体系,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贸易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给体系,对全球矿业发展举足轻重。
我国已成为能源资源大国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一个矿业小国发展成为矿业大国。截至目前,全国已发现矿产173种,其中能源矿产13种,金属矿产59种,非金属矿产95种,水气矿产6种,已发现具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62种。
1949年至2016年,我国煤炭产量从32万吨增长至33.64亿吨,石油从7万吨增长至2亿吨,天然气从700万立方米增长至1368.3亿立方米,铁矿石从59万吨增长至12.8亿吨,十种有色金属从1万吨增长至5283万吨,黄金从4吨增长至453吨,并且我国已经连续几年是世界上第一大黄金生产国。我国主要矿产品产量成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增加,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物质保障。
2017年,我国新增超亿吨的油田2个、超千亿方的天然气田2个,页岩气累计探明地质储量7643亿立方米,实现年产能100亿立方米;还在南海海域成功试采了天然气水合物,成为天然气水合物开发的领跑者;能源矿产对外贸易持续增长,原油、天然气等进口增长达到两位数,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大,不仅有力支撑了国内经济增长,也促进了全球经济和矿业复苏。
据统计,到2015年,我国非油气矿山企业数量为83648个,其中大型矿山4140家,中型矿山6667家,小型矿山48390家,小矿24451家;开采矿石总量(原矿量)为96.28亿吨,矿业总产值为11735.62亿元。
目前,全国各类非油气矿山企业从业人员在520万人左右,加上石油的200万人、地勘的47万人、地调的近1万人,矿业职工大概近700万人。另据统计,我国因矿而兴的各类矿业城镇有400多座,矿业城镇人口约3亿人,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部分。
迄今,矿业开发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与人们日常生活提供着95%的能源、80%的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迅速推进中,社会经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远大于发达国家。能源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气候环境变化乃至国家安全利益。
我国能源发展面临挑战
众所周知,我国矿产资源总量大、人均少、禀赋条件差,矿产资源人均探明储量只占世界平均水平的58%,位居世界第53位。我国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7.5%。即使是最丰富的煤炭资源,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7%。
(一)我国能源资源存在两大弱项
一是主要能源对外依赖度过高。我国石油、天然气等矿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超过50%的矿种超过10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不断增长。从1990年开始,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开始接近能源生产总量。2000年,中国能源消费只有美国的一半。时移世易。9年后,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较快,能源需求进一步加大。根据OPEC的报告,2013年,中国石油日消耗量曾达到1010万桶,约占世界总量的1/9。
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石油进口国,原油对外依赖度已由1996年的1.2%大幅上升到2013年的58.6%,天然气对外依赖度也由2008年的2%快速上升到2013年的30%。2016年,我国的原油产量2亿吨,世界排名第五,同年进口量已达到3.8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65.2%,同时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36.6%。
多年来,我国的能源生产发展赶不上能源需求的增长,存在着能源结构不佳的突出性矛盾,产需缺口主要集中在石油和天然气等相对清洁高效的能源品种上。资源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使我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处于被动状态。
面对急剧增长的能源消耗,虽然近几年我国在能源资源勘探方面,比如在页岩气、天然气、可燃冰、地热、煤层气方面都有斩获,但缺少有宏观影响的成果,或者离产业化开采尚需时日。因此,只能依赖海外市场,能源安全尤其是油气安全问题令人担忧。除此之外,我国还面临着能源定价话语权薄弱、海外能源资产庞大但效益不高等问题,与我国能源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
二是对外依赖的地区比较集中。我国进口的原油中,约45%来自中东地区,32.5%来自非洲,8%从俄罗斯进口(中石油每年通过中俄原油管道1500万吨原油),3.5%来自亚太地区。
(二)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就矿产资源开发而言,我国正面临着资源保障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有坚实的资源支撑,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越来越大。而国内资源特别是大宗矿产供应日益紧张,资源约束趋紧。另一方面,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观念落后、管理不善、技术落后、粗放经营、过度开发,一些地方的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盐碱化和沙化,水资源需求告急等问题接踵而至,生态环境欠账很多,形势严峻。
正如前面所述,由于被迫选择了一条高速发展的路子,导致本应该在不同发展阶段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爆发出来,目前仍然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发展态势。
(三)美日围堵我国资源能源运输线
我们知道,资源能源安全包括生产、存储、消费、运输等,是一个完整的链条,而运输是世界各国所关注的重点,尤其是石油运输。我国进出口货物的90%需要通过海路运输。随着我国对海洋运输线的依赖进一步加深,安全畅通的海上运输是我国资源能源安全不可缺少的条件。
资料显示,我国进口能源资源的来源地既包括尼日利亚、苏丹等诸多非洲国家,占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30%左右;也包括伊朗、沙特、伊拉克等中东国家,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天然气进口,占60%,伊朗和沙特是我国最大的两个石油来源国。此外,我国还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家有油气供应合同。目前,这些资源能源产品大约有95%都要通过海洋运输源源不断地输入国内。
从目前情况看,以海上运输为例,我国从非洲、中东及南美、北美及澳大利亚获得的矿产,特别是来自中东和非洲的资源能源,超过90%必须经过马六甲海峡这个最窄处仅有2.4公里的战略咽喉通道,形成高度依赖马六甲海峡的困局。在现今海洋运输线基本上为美国控制的情况下,非常情况下如何破解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围堵与封锁,保护我国海洋运输线与资源能源生命线,是一个迫在眉睫且必须破解的问题。
(四)西方国家阻挠我国企业走出去
受地质规律控制,矿产资源在空间上超越了国家行政边界分布。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靠本国的矿产资源满足自身需求,在全球范围内科学配置所需资源,是世界各国通用的模式。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落后国家的殖民掠夺和不公正的国际贸易秩序,获取并消耗了大量的化石能源和其它矿产资源,从而完成了工业化,实现了现代化。
事实上,在中东,在非洲,在东南亚以及加拿大、北欧等地方,只要中国企业和当地的合作,处处都会遭遇黑手。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策划“颜色革命”,使我国已有的海外资源能源基地前功尽弃、毁于一旦。
据路透社报道,前几年,面对利比亚动荡和西方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中国最大的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惟一的选择就是停止在利比亚的油气生产作业,封存了有关设备,并从利比亚撤离了所有的391名中石油的员工”。利比亚、苏丹局势动荡对我国企业造成的损失,只是暴露了我国海外能源安全问题隐患的“冰山一角”。
最近,也就是5月9日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文件,宣布退出伊核协议。有人说,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是放飞了推升全球油价的那只“蝴蝶”,也振动了“蝴蝶的翅膀”,全球原油市场有可能将迎来新的市场波动。为追求“美国优先”的目标,美国企图借页岩油冲击全球原油市场,以实现美国的石油霸权,把中东石油市场搅乱,尤其是把和中国能源合作密切的伊朗乃至中东搞乱。这是美国阻挠中国建立能源命运共同体的另一佐证。
我国能源发展的战略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能源问题是各国国家安全的优先领域,抓住了能源,就抓住了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牛鼻子。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必须顺应世界能源发展大势,必须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这是我国能源发展的基本国策。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即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和体制革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从根本上保障国家能源长远安全。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发展战略思想,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把能源革命的长期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具体地说,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坚持绿色低碳的战略方向,稳步推进主体能源更替。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具有不可持续性,到2050年实现高比例的新能源替代,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将是推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优化能源结构、构建安全经济清洁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必须长期坚持的能源发展战略之一。要大力发展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着力推进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非化石能源、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消费比重,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
目前,煤炭仍是我国的主体能源,约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64%。能源革命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需要分三个阶段循序推进。第一阶段,煤炭消费步入峰值期,石油消费增速减缓,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快速发展,成为能源供给增量的主体。第二阶段,石油消费步入峰值期,天然气消费持续增长,煤炭消费逐步下降;化石能源消费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成为能源供给增量的主体。第三阶段,能源需求进入饱和期,天然气消费逐步达到峰值,煤炭消费继续下降,非化石能源稳步增长,逐步成为能源供应的主体。
就煤炭和石油清洁高效利用的问题,有专家曾提议搞石油替代产品,即以电代油,以煤代油。全国大概建成有18套煤制烯烃装置,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乙烯。
发展电动汽车方兴未艾,电动汽车是最典型的以电代油。电动汽车最关键的还是动力电池技术。也有企业关注超级电容和燃料电池的开发,日本丰田本田都推出了氢燃料电池。储能电池的发展方向究竟是锂电池、燃料电池,还是超级电容?有待观察。
大力推进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抓住当前能源供需缓和的有利时机,合理布局、开工建设一批建设周期长、对优化能源结构和拉动社会投资作用大的重大能源项目。适度加快大中型水电站建设,稳妥推进核电项目建设,保护好极为稀缺的核电厂址资源。稳步发展风电、太阳能发电,推动光热发电示范项目建设,加快地热能、生物质能发展,加大页岩气、煤层气、海上油气勘探开发力度,增强绿色发展后劲。
谈到核电的问题,我国现在在建核电机组是世界上最多的,按规划2020年运行核电装机容量要达到5800万千瓦。而引进消化机组坎坷不断,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刚刚开工,建成还要四五年时间。
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转型升级,建设现代能源体系。推动能源消费革命,加快形成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定推行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着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和交通,加快清洁能源示范省区、低碳城市、绿色城镇和新农村建设,提高全社会生产生活绿色低碳化水平。推动能源供给革命,构建绿色智能的能源供应体系。采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造能源产业,提升能源生产、储运等全产业链的智能化水平和效率。
坚定不移地推进体制改革,着力增强创新发展能力。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研究完善石油天然气改革方案,深入落实电力体制改革和配套政策,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强化监管三管齐下,健全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营造激励能源发展方式创新变革的体制环境。加快能源科技创新,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加快发展方式创新,实施“互联网+”智慧能源行动计划,加快发展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培育能源生产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发挥我国能源重大建设项目较多、科技创新实践机遇较多的优势,加快推广应用一批先进适用技术,试验示范一批重大关键技术,集中攻关一批战略前沿技术,力争大规模储能、新一代核电、新能源材料、燃料电池等关键技术率先取得突破,抢占能源转型变革先机。努力实现由能源科技创新追赶者向并跑和引领者的转变。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务实开展能源国际合作。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全方位加强国际能源合作,开创宽领域、深层次、高水平的开放共享新格局,推动形成全球能源治理新体系,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积极开展与周边国家的能源合作,形成能源资源合作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巩固境外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合作,拓展煤炭、电力、能源加工转化等领域产能合作,带动核电、水电、清洁燃煤火电等装备和服务“走出去”。继续推进跨境油气管道建设,加快实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管网、电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增强区域能源安全协同保障能力。□